長文丨中以建交風雲史（上）

編者按：1950年，以色列外長摩西·夏里特一封電報致電周恩來總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權，成為中東地區首個承認中國的國家。而兩國卻在42年之後，於199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本文作者佘綱正教授將根據以色列國家檔案館近年來解密的大批冷戰時期涉華文件檔案，分析以色列為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色列對華政策的演變轉變與考量因素有哪些？以及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中兩國如何創建接觸渠道等問題。

乾貨很多，我們將分為上下兩篇。

來源丨西亞非洲    作者丨佘綱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兩個多月之後，以色列便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此後的40多年一直未能建交，其中美國因素和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是兩個最重要的外部致因。

以色列國家檔案館近年來解密的大批冷戰時期涉華文件顯示，無論是在以色列與中國接觸之初，還是在兩國關係進入「冰凍期」，以色列就其對華政策都進行了相當多的思考與內部討論。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以色列始終把與中國建交視為其獲得亞洲和第三世界承認的關鍵一環，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堅持對華接觸路線，並為之做出一系列相應的努力。

隨著國際形勢的轉變，以色列逐漸在20世紀80年代末通過推進雙邊民間往來，以及借助美國、國際組織等間接渠道推進對華關係，兩國最終於1992年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萬隆會議

2017年正值以色列與中國建交25週年，中、以雙方的不少官員、學者和媒體都對兩國關係的發展進行了相應的回顧和展望。然而一直以來，相比起建交後中國和以色列在政治、科技、貿易、教育和旅遊等各個方面往來的大量信息資料，人們對兩國在建交之前長達40多年的關係細節所知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冷戰時期大量政策宣傳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兩國相關的檔案文件並不為外界所熟知。 

不過，隨著近年來以色列國家檔案館諸多涉華文件的進一步解密，這一狀況有望得到改變。以色列國家檔案館（Israel State Archives，ISA）在行政上直接隸屬於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其資料的整理與開放是基於以色列國會於1955年制定的《檔案法》。這部法律規定，以色列國家檔案館所收藏的所有檔案都應該在30~50年的保密期限之後公之於眾。而根據2010~2012年間的法律修正案與總理行政命令，如今普通文件的解密期限被縮減到了15年，部分絕密文件則被延長到70年。除了開放公眾查閱外，以色列國家檔案館還從1978年起陸續出版14卷本《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theForeign Policy of the State of Israel）（選集）。

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研究以中關係或中國與中東關係的學者對以色列國家檔案的使用率並不高。在國外，伊扎克·希霍爾（Yitzhak Shichor）和杜先菊（Xianju Du）等少數學者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使用過這類資料；在國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殷罡研究員曾對早期的部分涉華檔案進行過收集和整理，且大多數研究中以關係的相關學者將關注點聚焦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以兩國如何錯失建交機會問題。

最近十年來，以色列實施「數字化」政策，又解密和掃描了一大批各類檔案。在以色列國家檔案館預計超過4億頁的館藏紙質文件中，截至2016年5月，已經有500多萬頁檔案獲得了數字化處理，其中就包括不少外交系統中的涉華檔案。本文試圖利用這些極具權威性且已解密的以色列國家檔案館一手資料，對20世紀50～80年代間以色列對華政策演變進行相對系統的梳理，分析以色列為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色列對華政策的演變轉變與考量因素有哪些？以及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中兩國如何創建接觸渠道等問題。探究上述以往中國學者著墨甚少的問題，會為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以色列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提供新視角。 

以色列承認中國的背後考量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在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以色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相隔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里相繼成立。從那時開始一直到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新生的以、中兩國政權面臨著數次建交的關鍵機遇。

1948年5月，以色列剛一建立就迅速陷入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激烈戰爭之中。雖然在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成功迫使各個對手相繼簽訂了停火協議，但其面臨的國防與經濟危機遠未消除，以色列的外交機構依舊肩負著為國家爭取外援和外交承認的雙重任務。在建國之初，以色列外交事務的主要負責人除了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與外長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之外，以色列首任駐聯合國代表阿巴·埃班（Abba Eban）和外交部首任總司長沃爾特·埃坦（Walter Eytan）也在以色列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10月27日，夏里特致電身處紐約的埃班，徵求他關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見。我們通過電報中夏里特一連提出的5個問題，可以清晰看出以色列當時看待中國問題的主要關注點：以色列是該主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等待中方先採取行動；西方國家是否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態度如何；美國態度如何；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否會發生變化？

埃班在次日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逐一回復：他判斷印度與英國都將很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中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不會改變，而一旦新政府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代表在未來進入聯合國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於以色列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承認一事，埃班保持著相對保守的態度。他認為以色列不應該立即表態承認，而應先等待中國政府的外交承認請求，並且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安理會一事勢必會遭到美國的反對，因為這會「進一步降低安理會中西方陣營的影響力」。

在復電的最後，埃班再一次特別強調：一定要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蘇聯陣營之外的廣泛國際承認之後，以色列才能主動採取行動；因為如果以色列採取了不成熟的舉動而導致疏遠了中國的任何政權，以色列「並不能得到任何好處」。埃班之所以提出不能急於疏遠「中國的任何政權」，很明顯是看到了「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仍有投票權這一「剩餘價值」。

在同年12月，本-古里安宣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把部分政府部門和機關從特拉維夫遷入仍處於分治狀態下的耶路撒冷市。聯合國大會很快對此做出反應，通過決議強調耶路撒冷的「國際化」地位，並要求聯合國托管理事會盡快擬定有關耶路撒冷地位的法律章程。以色列政府對此深感不安，隨即著手爭取國際支持，試圖推翻這一決議。由於「台灣當局」此前在大會表決中就相關問題投出了棄權票，以色列外交部在內部討論中就此判斷：無論是駐聯合國的「台灣當局」代表，還是托管理事會中的「台灣當局」代表，都有被爭取過來的可能。不過，外交部總司長埃坦特別強調：以方與「台灣當局」代表的接觸，只能由以色列駐聯合國和駐美國的代表在紐約和華盛頓兩地進行，而不得使用其他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與「台灣當局」進行任何接觸。很明顯，以色列既不想給未來與中國中央政府的外交往來埋下隱患，又仍希望利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中的投票權。

與此同時，與駐聯合國代表埃班一樣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謹慎意見的還有以色列首任駐美大使伊利亞胡·埃拉特（Eliahu Elath），他給出的理由是：對於以色列而言，美國目前在聯合國關於耶路撒冷地位和武器供應問題上的表態至關重要。如果以色列草率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在美國對以色列友好的圈子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然而，就在身處美國的以色列外交官們紛紛提出保留意見時，1950年1月9日夏里特卻突然以外長身份向當時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和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發去電報：

「我很榮幸地通知閣下，以色列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權。」

周恩來很快復電表示歡迎和贊賞。以色列遂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在給駐美大使館的說明電文中，外交部總司長埃坦解釋這是政府高層集體一致所做出的決定，認為對以色列而言，在美國之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政治上更有利」，而且以色列派往上海處理在滬猶太資產和移民問題的代表也力促以色列政府早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對此給出了更簡單的解釋：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事實，而以色列必須要「承認事實」。

此外，以色列外交部還認為，聯合國安理會對以色列而言非常重要，而中國合法代表進入安理會「只是時間問題」。以色列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一舉措不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很快遭到了「台灣當局」的報復。「台灣當局」代表在耶路撒冷問題上開始主動抱持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即反對就有關「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決議做出任何實質上的修改。

1950年上半年，中國和以色列通過各自駐莫斯科使館開始了逐步深入的接觸，然而同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扭轉了兩國間進行第一次建交磋商的有利形勢。以色列外交部隨即指示其駐蘇聯代表：以色列內閣雖然在原則上已決定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在遠東局勢明朗之前，暫不要在此方面採取進一步行動。

朝鮮戰爭中關閉交談窗口

7月1日，也就是美國空軍進入朝鮮半島投入戰鬥的3天之後，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參贊摩西·克倫（Moshe Keren）就判斷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介入戰事。次日，以色列政府宣佈，支持在美國主導下通過的聯合國安理會第82號和第83號決議。但是，以色列政府內部對這個聲明有著不同解讀：以本-古里安為首的「激進派」認為，以色列應該進一步加強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以防範蘇聯；以夏里特為代表的「溫和派」則認為，以色列不應放棄目前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保持中立的政策。

一份由外交部亞洲司呈給夏里特的報告建議，只要朝鮮退回「三八線」以北，以色列政府就應該恢復其在朝鮮半島上的中立立場，並且不應影響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為了準備1950年底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議，以色列外交部於同年9月舉行了高層會議，最終決定在大會上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但同時為緩和其立場，同時決定支持「台灣當局」代表留在聯合國內。然而，在同年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參會的夏里特認為美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發言毫無說服力，「甚至可能連美國代表自己都不相信」，他據此不僅支持印度提出的雙重代表權提案，甚至還拍板決定進一步支持更為激進的蘇聯提案。由於美國的堅持阻撓，印度和蘇聯為支持中國合法政府代表進入聯合國所提出的不同提案均遭到否決。

在投票後會見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時，夏里特仍然堅持了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然而，很快朝鮮戰場的局勢隨著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介入發生逆轉，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迫放棄平壤並後退到「三八線」以南。

美國國內政界要求杜魯門總統以強力手段增加對共產主義陣營的軍事和政治壓力，以此作為回應。1951年2月，美國策動聯合國大會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朝鮮是「侵略行為」，而此時的以色列急需美國在德國二戰賠款以及以色列與敘利亞的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支持。在美國政府以及美國猶太人團體的雙重壓力下，夏里特最終決定同意以色列代表團贊成美方提案，以換取美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對以色列的繼續支持，並且在朝鮮戰爭接下來的時間里否定了關於建交問題繼續與中國進行接觸和談判的內部建議。

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署的1953年，以色列在整個亞洲仍然只在東京、馬尼拉和仰光這三處設有外交代表機構。不僅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沒有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就連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日本也一再拖延向特拉維夫派駐全權公使。這個局面讓以色列外交部憂心忡忡，總司長埃坦於同年通知以色列各個駐外機構的負責人，強調必須「防止阿拉伯國家與亞洲其他國家構建起反以同盟」。

埃坦認為，亞洲國家對以色列疏遠的主要原因是對以色列的各個方面都缺乏瞭解，所以以色列必須加快推進與亞洲國家的雙邊往來，並要求所有駐外機構負責人抓住一切機會，向來自亞洲國家的外交官解釋以色列在各主要爭議問題上的立場，每個外事機構都必須派人負責處理和聯絡亞洲事務並同時向外事機構負責人、亞洲司以及研究司彙報工作。

而隨著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與西方國家間關係的相對緩和，以色列又重新希望能在中國身上找到外交突破口。1953年12月，中國駐緬甸大使姚仲明與以色列駐緬甸大使戴維·哈科恩（David Hacohen）開始就建交問題進行接觸。1954年，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結束回國途中到訪緬甸。在中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不僅會見了哈科恩，還邀請他訪問中國。

反復和搖擺中暫停的建交事宜

以色列外交部雖然總體上對同中國關係的進展感到樂觀，但此時夏里特等決策者又一次出現了反復和猶豫。除了繼續擔心可能激起美國的強烈反對繼而影響至關重要的美以關係外，夏里特還憂慮與中國建交或許會使以色列成為中國「擴張勢力的新據點」，同時還可能加強以色列共產黨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影響力。#實地探訪丨哈爾濱的猶太文化追尋之旅

1955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哈科恩率以色列貿易代表團訪華。其間，以、中雙方討論了經貿與建交問題，甚至談到未來以色列駐華大使館的館址和如何處理上海猶太人的財產問題。在哈科恩離京之後，以色列外交部卻依然未對建交作任何具體承諾，只是固執堅持中國方面也派一個代表團回訪以色列，以進一步商討有關事宜。

然而，不久之後，萬隆會議於1955年4月中下旬召開。周恩來不僅會見了埃及總統納賽爾及後來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任主席的艾哈邁德·舒凱里（Ahmed Shukeiri）等人，還同意將「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利」寫入萬隆會議公報中。被排除在萬隆會議大門之外的以色列，這時才下定決心全面推進與中國建交事宜，並正式致函中國提出建交請求。但隨著中國在中東以優先發展同阿拉伯國家關係為政策取向，對於以色列方面此時愈發迫切的建交意向未積極回應，就連以色列駐蘇聯代表約·阿維達爾（Yosef Avidar）1956年夏天親自訪問北京也沒能收穫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為了繼續向中國示好，同年9月埃班在給參加新設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籌備會議的以色列代表的電報中表示，以色列會一直堅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10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在研究聯合國大會第11屆會議中有關投票原則時指出，以色列將繼續支持把中國代表權轉移到北京手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萬隆會議召開前後這段時期是以色列和中國接觸的第一個高峰期。作為新生的兩個政權，雙方都面臨著來自不同方面的外部壓力，都有著爭取更多國際承認以打破外交孤立的積極願望。#「順手」帶走中國疫苗的以色列特工組織摩薩德，還偷過飛機

但不可否認的是，以色列在一開始對於與中國建交一事的複雜性認識不足，所以當正、反兩方面的因素交替出現時，多次產生了大幅搖擺——在這其中當然包括以色列國內政治因素的考量以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身份變化，但從往返特拉維夫與華盛頓及紐約之間的密集電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相關因素的介入佔據了更為重要的位置。而對於中方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前幾年對於與以色列建交一事樂見其成，但在慢慢意識到以色列的猶豫不決與逐漸浮現的阿拉伯因素後，也開始逐漸停下了與以色列繼續推進關係的腳步。 

注釋從略，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源：西亞非洲    作者：佘綱正